《穿越回到2014年成为顶流网红》19章 (第2/3页)

只碗不大，巴掌大小，颜色是天青——不是蓝，不是绿，是那种下过雨以后天将晴未晴时候的颜色。碗壁上有细密的裂纹，叫“开片“，是烧制的时候釉面和胎体收缩不一致造成的。本来是缺陷，后来成了美。

    他举起相机拍了一张。玻璃展柜反光，他调整了好几个角度都不行。最后他把镜头贴在玻璃上，用衣服遮住侧面的光，拍了一张。回来一看——碗在天青色的釉面上浮着，开片的纹路像蛛网一样细密，碗口有一道高光，是展厅的射灯留下的，弯弯的，像一弯月亮。他把这张照片发给了老赵。老赵回了三个字：“有感觉。”

    他想，人也是这样。身上的裂痕，久了就成纹理。在别人的眼里是可以观赏的线条，在自己是痛过留下的疤。

    他沿着东路走，过了东六宫。故宫的东路游客少，安静。宫殿的门大多关着，透过门缝能看到里面——空旷的大殿，地板上落了灰，柱子上的漆剥了一块一块的。阳光从窗棂的格子里照进去，在地上画了方方正正的光影。他蹲下来，把镜头对准那扇门缝，拍了一张——门缝是一条竖线，左边是亮的，故宫的红墙金瓦；右边是暗的，空旷的大殿和落灰的地板。一条线，隔开了两个世界。

    走到御花园的时候，他找了一张长椅坐下。旁边的银杏树黄了，叶子落了一地，铺了薄薄一层金黄。有个小女孩在捡银杏叶，捡了一把，举给她妈妈看：“妈妈你看，扇子！“她妈妈弯下腰，帮她把叶子装进一个塑料袋里。

    曾墨看着那个小女孩，想起了书言小时候。书言也捡过银杏叶，不是在故宫，是在西平的街心公园。她那时候六七岁，刚做完移植一年多，免疫力还在恢复期，出门要戴口罩。她蹲在地上捡了一片银杏叶，举着说“爸爸你看，蝴蝶“。他说“那是银杏叶“。她说“是蝴蝶“。他说“好，是蝴蝶“。孩子的世界里充满联想，所以孩子的快乐要比大人多。

    他举起了相机。那个小女孩正蹲在地上，手里捏着两片银杏叶，阳光从银杏树的枝叶间漏下来，在她头发上洒了一片碎金。她妈妈站在旁边，弯着腰，手伸出来，等着接她递过来的叶子。他没有用长焦——太远了，拍不出那种亲近感。他换了24-70的广角端，走近了几步，蹲下来，跟小女孩平视。小女孩看到他的镜头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——露出一排还没长齐的牙。

    “咔嚓。”

    那张照片后来被他洗了出来，放在书房的桌上。不是因为他认识那个小女孩，是因为那张照片里有一种东西——一个小小的生命蹲在金黄的落叶中间，仰着头笑，背后是一双大人的手。那个画面让他想起书言，想起所有在大人手心里长大的孩子。

    出神武门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故宫。红墙黄瓦，在秋天的阳光下亮得刺眼。六百年的建筑，几代人的兴衰，他来过一次没记住，这次来了，记住的是那只碗和那片银杏叶。

    九寨沟

    十一月的九寨沟，淡季，人少。

    他从成都坐大巴进去的，走了八个多小时。山路弯弯绕绕，海拔一路升高，耳朵嗡嗡响。到了沟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住在一户藏民民宿家里。主人叫达瓦，四十来岁，黑红的脸，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。给他倒了酥油茶，他喝了一口，咸的，腥的，不习惯。达瓦说“多喝几口就习惯了“。他喝了两碗，确实不习惯。

    第二天进了沟。十一月不是九寨沟最好的季节——最好的是十月，秋色满山，红叶倒映在湖面上。但曾墨觉得十一月更好。十一月树叶落了大半，山瘦了，水反而更清。没有了红叶的遮掩，湖底的东西看得更清楚——沉在湖底的枯木，枝干发白，像骨头一样安静地躺在那里。有的枯木上面长了苔藓，绿色的苔藓在水下微微摆动，像头发。

    五花海的水是蓝的。不是一种蓝，是十几种蓝叠在一起——浅蓝、深蓝、孔雀蓝、宝石蓝、靛蓝。他蹲在水边看了一会儿，水清得能看到湖底的石头和枯木，但颜色又是实的，像一块凝固的颜料。他伸出手去碰了一下水面——冰的。指尖一触就缩回来了。但那一触的瞬间，水面起了一圈涟漪，圆圆的，慢慢扩散，碰到岸边的石头，又弹回来。

    他架起相机，拍了一张五花海的全景。广角，把湖面、远山、倒影全收进去。回放一看——湖面的蓝在画面正中，远山的灰蓝在上面，倒影把山倒过来浸在水里，水底的枯木隐隐约约地透出来，像另一个世界的骨骼。这张照片好看，但曾墨觉得不够。太“全“了，什么都拍到了，反而没有了重点。

    他又拍了一张特写。长焦，只拍湖面的一角。画面里只有水和水底的一截枯木。枯木是白色的，枝干分叉，像一只伸出来的手。水是蓝的，蓝得不真实，像染料。枯木的影子投在水底，也是蓝的，跟水融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木哪是水。

    这张够了。他看着回放，觉得这张照片拍出了他想拍的东西——静。不是没有声音的静，是那种“一切都在那里，但什么都不急着发生“的静。枯木躺在水底上百年了，不急。水流过它上百年了，不急。你看一眼就走，它也不急。

    达瓦跟他说过，九寨沟的水是从雪山上下来的，在石头缝里滤了好久才流到湖里。所以它透。不是天生干净，是一路走过来，把该留的留下了，该带走的带走了，走到这里，就成了这样。

    曾墨在九寨沟待了三天。每天沿着栈道走，走到哪算哪。有一天走到珍珠滩瀑布的时候，他站在瀑布前面，水雾打在脸上，凉得像针扎。瀑布的水从宽宽的石滩上泻下来，撞击石头，溅起无数水珠——达瓦说那叫“珍珠“。曾墨站在那里看那些“珍珠“，觉得不像珍珠，像碎了的玻璃，每一颗都亮，但碎了。亮和碎，同时存在。

    他拍了一张瀑布。快门速度调慢了，1/15秒，手持——手不够稳，画面有点虚。但他看了看回放，反而觉得那个“虚“好。瀑布的水变成了丝，像白纱从石头上披下来，水珠变成了光点，像萤火虫。虚实之间，瀑布不是瀑布了，是一种流动的东西——你说它是水也行，说它是光也行，说它是时间也行。

    走的那天早上，他上了大巴，车开了。从车窗回头看，达瓦站在门口，黑红的脸上露出白牙，笑着挥了挥手。车子拐了一个弯，那个笑容就被山挡住了。但他知道，那个笑容留在了那里。

    张家界

    十二月的张家界，冷。

    他穿着冲锋衣，戴着毛线帽，坐索道上了天门山。索道很长，三十多分钟，从山脚一直升到山顶。脚下先是山区村落的屋顶，然后是路，然后是树，然后是云。到了半山腰的时候，雾来了，不是那种淡淡的薄雾，是一团一团的，像棉花糖裹在缆车外面。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曾墨坐在缆车里，周围全是白雾，只听到缆绳“吱嘎吱嘎“的声音。他觉得像在飞——不是鸟的那种飞，是灵魂的那种飞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参照物，你就飘在那里。

    到了山顶，雾散了一部分。天门山的石英砂岩峰林从雾里露出来，一根一根的，像竹笋，又像手指。每一根峰都不同——有的粗，有的细，有的直，有的歪。它们从峡谷底部拔起来，几百米高，顶上长着几棵松树，松树的根扎在岩缝里，歪歪扭扭地活着。

    曾墨站在玻璃栈道上往下看。脚下是透明的，能看到几百米深的峡谷底。他不怕高——前世今生都不怕。他怕的是另一种东西：你站在高处往下看的时候，你会想——如果我掉下去，会怎样？这个念头不是想死，是人的本能。你站在边缘，本能就会想着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他没有在那上面多待。他走完玻璃栈道，沿着山脊的步道走。步道两边是矮松和灌木，松针上结了霜，白白的，像盐。走到一个观景台的时候，他停下来了——面前是整个峰林的全景。几十根石峰排在一起，像一支沉默的戈林。雾在峰林之间流动，一会儿把这根遮住了，一会儿把那根露出来，像行进中的军队。

    他举起相机。这个画面不好拍——太大了，广角收不全，长焦只能拍到局部。他想了想，换了一支24-135的镜头，把焦段拧到35mm，竖构图。画面下方是三根石峰，从峡谷底部拔起来，顶上长着松树；中间是雾，雾在流动，但照片把它定格了，看起来像棉花塞在石峰之间；上方是天，灰白色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三根石峰，一团雾，一片天。简单。

    他靠在栏杆上，看了很久。有个游客走过来问他“你一个人？“他说“嗯”。那人说“一个人看风景的人心静勒“。曾墨笑了笑，说“一个人才能看见更多的风景“。

    那人笑笑“人多了注意力不住风景上”。说完他挥挥手走了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他在本子上写：“张家界。石峰像沉默的戈林。雾在它们之间流来流去，像雾撕扯石峰，又像是石峰在撕扯着雾，其实雾只是在穿行，石峰也只是在伫立。雾带不走石峰，石峰也留不住雾，它们都有自己的使命，也有自己的归程。人是雾，也可以是石峰。”

    桂林

    元旦以后他去了桂林。

    不是坐飞机，是坐火车。从西平到桂林，十个小时。他买的是软卧，一个人占了一个包厢。火车在夜里走，他躺在铺上，听铁轨的声音——“哐嘡哐嘡”，有节奏的，像心跳。窗帘没拉，窗外偶尔闪过灯光，是经过某个小站或者村庄。灯光一闪就过去了，像鱼。

    到了桂林是清晨。出了老火车站，空气湿漉漉的，带着一股水草的味道。他没急着去座竹排，沿着漓江边走。清晨的漓江上有雾，雾不浓，薄薄一层贴着水面。远处是山——桂林的山不是那种连绵的山脉，是一座一座的，像从地里冒出来的笋。每一座山的形状都不一样，有的像馒头，有的像骆驼，有的像一根手指竖在那里。山体是石灰岩，千万年被水溶蚀，表面坑坑洼洼的，长着藤蔓和灌木。那些植物不知道是怎么长上去的——那么陡的岩壁，根扎在哪里？

    中午他坐了一条竹筏，从杨堤漂到兴坪。撑筏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黑瘦，戴着斗笠，话不多。竹筏在漓江上慢慢地漂，水流很缓，几乎感觉不到在动。两岸的山一座接一座地往后退，像画卷在慢慢展开。水面倒映着山，山在水里是倒着的，尖朝下。偶尔有鱼跳出来，打破倒影，水面上荡开一圈波纹，然后又平了。

    曾墨坐在竹筏的竹椅上，相机放在膝盖上。他拍了一张——江面占画面下方三分之一，山占上方三分之二，倒影把山和水连成一体，分不清哪是山哪是影。撑筏人的斗笠在画面的右下角，只露出半个帽檐和一截竹竿。这张照片像是水墨画——灰的江、灰的山、灰的天，只有斗笠的竹黄色是暖的。

    到了九马画山的时候，撑筏人说“你看那面山壁上有九匹马，看出来了吗？“曾墨看了半天，说“看出来三匹”。那人笑了，说“看出来七匹能当状元“。曾墨说“那看见九匹的呢？“。那人又笑了“真龙天子”，他说。曾墨曲着手指头算了算，“那我是科级。”两人都笑了。

    他到达兴坪的时候是下午。兴坪是一个古镇，石板路，老房子，门楣上的木雕已经模糊了。镇上有一条街卖啤酒鱼，家家户户都卖。他进了一家，点了一条。鱼是漓江里的剑骨鱼，肉嫩，刺少，用啤酒和番茄一起烧，酸甜的。他吃了一半，剩下一半打包了。不是舍不得，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慢慢吃。

    二十元人民币背面的风景就在兴坪。他站在江边，把一张二十块纸币举起来，跟背后的山水对比了一下。纸币上的山和眼前的山是同一座，但纸币上的山是静止的、平面的，眼前的山是活的——有云在山顶飘，有鸟在山腰飞，有水在山脚流。人民币可以印一座山，但印不出一座山的风。

    他举起相机，在跟纸币相同的机位拍了一张。回来以后跟纸币上的图案对比了一下——山是一样的山，河是一样的河，但他的照片里有光、有风、有时间。纸币上没有。纸币把时间冻结了，照片把时间留住了。冻结和留住不一样。冻结是死了，留住是活着的。“留着是为了有意义，冻结是为了把有意义的事弄得滑稽，就像挣钱一样。”他在记事本上留下这句话。

    西湖

    二月的西湖，梅花开了。

    他住在湖边一家小旅馆里，三楼，推窗能看到半个湖。清晨的西湖是灰蓝色的，雾蒙蒙的，远处的断桥只看到一个轮廓。苏堤上的柳树刚发芽，嫩绿的枝条在风里摆，像小姑娘的辫子。

    他沿着白堤走。白堤两边种的是垂柳和碧桃，碧桃还没开，柳树绿了。走到孤山的时候，他在放鹤亭坐了一会儿。放鹤亭是纪念林逋的——林逋是北宋人，隐居在孤山，“梅妻鹤子”，不娶不做官，跟梅花和鹤过一辈子。曾墨觉得这个人有意思。不是因为他清高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世上大部分人不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是没条件的时候不敢想，有条件的时候却迷失了，忘记了当初的为什么出发。

    孤山的梅花是杭州最好的。他走进梅园的时候，一股幽香扑过来——不是浓的，是淡的，若有若无的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轻叹了口气。梅花开得不算密，一枝上几朵，白的多，粉的少。花瓣薄，风一吹就落了，落在地上铺了一层，像雪。

    他拍梅花。老赵教过他——拍花不要拍“满“，要拍“少“。一朵，两朵，最多三朵，其余的留白。留白才是中国画的根。他选了一枝伸出来的梅花，枝干是黑的，湿漉漉的，上面挂了两朵白花，背景是灰色的天空。他用了最大的光圈——f/2.8，背景虚成了一片灰，只有那两朵花是实的。花很小，在画面里占的面积不大，但因为虚实的对比，你的眼睛会先看到花，然后顺着枝干往外看，看到留白，看到空间，看不清的才能赋予想象，而想象才是最美的。

    他在梅园里坐了一个下午。带了本书，但没怎么看。书是汪曾祺的散文，翻到那一页写昆明的雨——“雨季的果子是杨梅。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，戴一顶小花帽子，穿着扳尖的鞋，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，不时吆喝一声’卖杨梅——'，声音娇娇的。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。“他看了这段，抬头看看西湖，觉得汪曾祺写的不是昆明，是一种心境——你对一个地方有了感情，那个地方的空气都是柔和的。你的心静了，那些若有若无的声音才会被听进耳里。

    傍晚的时候，他沿着苏堤走回去。夕阳把湖面染成了金色，一只白鹭低低地飞过水面，翅膀尖几乎擦到了水。他来不及换镜头，抓起相机就拍——24-70的镜头，不够长，白鹭在画面里只有一个小点。但那个小点的翅膀是张开的，翅膀下面是一圈金色的涟漪——是它刚才擦过水面留下的。远处有人划船，船桨入水的声音在安静的湖面上传得很远——“哗——哗——”。

    他想起了一句诗：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“他以前觉得这句诗写的是西湖，现在觉得写的是人——一个人到了某个年纪，淡妆浓抹都行了。不是不在乎了，是在乎的方式变了。年轻的时候是浓抹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往自己脸上堆，怕缺了这也怕缺了那，什么都想要、什么都想留住。老了以后是淡妆，该留的留，该去的去，剩下来的舒服自在就够了。

    泰山

    三月中旬，他去爬了泰山。

    夜爬。跟黄山那次一样，凌晨出发，但泰山不是从山脚开始爬的——他先坐车到中天门，再从中天门往上。夜里的泰山很安静，只有脚步声和喘气声。石阶上有灯光，是路灯，昏黄的，隔几步一盏，照不了多远。他走在光和暗之间，像在一条发光的隧道里。

    十八盘是最难的一段。台阶陡得像梯子，人要弯着腰往上爬。他前面有一个年轻人在数台阶——“一百三十七，一百三十八，一百三十九……“数到一百五十多的时候不数了，大概是累得没力气数了。曾墨没数。他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脚，一步一步踩上去。脚踩到石阶上的声音很实，“噔，噔，噔”，像一个钟摆。

    到了南天门，风大了起来。穿过天街，往上走一段，就到了日观峰。他在那里等日出。等的时候冷，他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顶，缩在一块石头后面。旁边有一群大学生，裹着军大衣，嘻嘻哈哈地自拍。有个男生把手里的热水递给旁边的女生，女生接了，喝了一口，递回去。两个人的手指碰了一下，又缩回去了。

    日出跟黄山的不一样。泰山的日出是从云海里出来的，但泰山的云海没有黄山那么厚——薄一些，像纱。太阳从纱后面透出来，先是一道红线，红线慢慢变粗，变亮，然后整个太阳跳出来了。跳出来的一瞬间，所有的云都被染红了——不是粉红，是那种浓烈的大红，像刚泼上去的墨。

    他举起了相机。这次他没有犹豫——光线变化太快，犹豫就没了。他连拍了好几张，不同的曝光，不同的构图。回来以后挑了一张——太阳刚跳出云海的一瞬间，半个太阳在云上面，半个在云下面，云被染成了金色，天空是深蓝到浅蓝的渐变。画面下方是泰山的山脊线，黑黑的，像一道墨痕。这张照片里没有别的——没有人，没有树，没有建筑——只有太阳、云和山。三个元素，够了。

    下山的路上，他经过了经石峪。经石峪是一块巨大的石坪，上面刻着《金刚经》的字，每个字半米见方，隶书，是北齐时候刻的。一千多年了，字还在，但有些已经被风化得模糊了。他蹲下来看那些字，字刻得很深，一笔一划都很用力。他拍了一张——低角度，镜头贴着石坪，把那些字拍进去，背景是虚化的山谷和天空。字是实的，山和天是虚的。一千年的字穿越时空，实实在在躺在眼前，好像就不会磨灭一样。

    他想起前世在报社的时候，也写过字——消息、通讯、特稿，写了几十万字，没有一篇留下来。纸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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