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2章 拟定恩科前三，意识形态塑造的大明文官集团 (第2/3页)

想到这里的时候，目光微微沉了一下。

    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，发出细微的“笃笃”声，在安静的暖阁里格外清晰。

    他想起自己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看到的东西，他看到过那些后世的学者们，如何把明史翻来覆去地研究，如何在那些泛黄的纸页和模糊的字迹之间寻找蛛丝马迹，试图解释一个王朝何以从鼎盛走向衰亡。

    而他们讨论的时候，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词——“文官集团”。

    “文官集团”这四个字，在后世的讨论中频繁出现。

    有人说文官集团架空了皇权，有人说文官集团把持了朝政，有人说文官集团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    但朱厚照在天上看着那些讨论的时候，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——真的有“文官集团”这个东西吗？

    他在天上飘荡了数百年，见过大明的朝堂，也见过后来的清朝、民国，见过各种各样的组织、团体、党派。

    它们有章程、有领袖、有财政来源、有明确的组织架构，成员之间有着清晰的隶属关系和利益绑定。

    而大明的文官们，从来没有这些东西。

    文官们分属六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、翰林院、通政司等不同的衙门，各有各的隶属，各有各的上司，各有各的职责范围。

    吏部管不了刑部的案子，户部管不了兵部的军饷，都察院的御史可以弹劾六部的官员，但御史本身隶属于都察院，有自己的长官和同僚。

    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可以指挥所有的文官，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可以约束所有的文官，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可以供养所有的文官。

    皇帝坐在最上面，是所有人共同的主宰。

    六部尚书互相之间是平级关系，谁也不比谁高一头；侍郎对尚书负责，尚书对皇帝负责，不存在一条从最高处一直贯穿到最底层的纵向指挥链条。

    如果“文官集团”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，那它应该有一个领袖——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号施令的人。

    但刘健在的时候，谢迁和李东阳与他意见不合；谢迁在的时候，焦芳与他互相看不顺眼。

    他们从来没有像一支军队一样，整齐划一、令行禁止过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文官之间的利益经常是分裂的。

    浙江的官员和江西的官员在赋税分配上针锋相对，南京的官员和北京的官员在权力归属上互不相让，言官和内阁在政策方向上各执一词。

    他们会互相弹劾、互相攻讦、互相拆台，有时候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

    一个“集团”内部如果存在如此频繁和激烈的内斗，那它还能算是一个“集团”吗？

    所以，严格来说，大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“文官集团”。

    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，没有统一的领袖，没有清晰的利益一致性。

    文官们是一盘散沙，是一群各自为政的人，是一群在多数时候互相争斗、只在少数时候才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个体。

    但问题在于，他们确实会在某些时刻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。

    比如说，在反对皇帝的大兴土木、谏诤皇帝的不当行为、保护某条被认为是“祖宗之法”的制度时，他们又的确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，丝毫不亚于一个有组织的团体。

    像弘治年间，他父皇曾经想修缮乾清宫的几个殿宇，因为有些地方确实年久失修。

    但当时的内阁和六部以“国库不丰”为由，联合反对，联名上疏劝谏，他父皇最后只好作罢。

    这种惊人的一致性，主要来自三个“共享”。

    第一个共享是意识形态（儒家）：所有文官都读四书五经，信奉“天下为公”、“民为邦本”、“道高于君”。

    这让他们在面对皇帝不合理的个人欲望（如昏庸、大兴土木）时，会天然地联合“谏诤”。

    第二个共享是阶层利益：他们作为地主知识分子精英，天然会维护土地税收制度、科举选官制度，压制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势力。

    比如说，武将，防止武人专政，以及宦官，防止近幸乱政。

    第三个共享是规则与惯例：他们共同遵守“祖宗之法”、奏议流程、考核体系。

    这套规则本身就会产生惯性，例如“廷议”的结果常常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志，而是多数文官的共识。

    这三个共享，最终让文官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，即便没有经过任何事前商议，甚至也没有抱团，但是也依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。

    正如所有人学习算术的时候，都是一加一等于二，那么当他们再遇到一加一这个问题时，哪怕没有经过任何提前商议，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一加一等于二。

    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——当所有人都信奉同一套理论，所有人都用同一套话语体系思考问题，那么他们就会在没有任何事前协调的情况下，做出完全一致的判断。

    朱厚照的目光从太液池的水面上收回来，落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上。

    他伸出手，拿起那摞试卷中最上面的一份，随手翻开，看到了上面那句熟悉的话——“礼义廉耻、忠孝仁爱、信和平，此十二字者，非孔氏一家之私产，乃天下万民共秉之良知。”

    他看完那句话，然后放下卷子，靠在椅背上，嘴角微微翘了一下。

    那是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，带着一种复杂的、说不上是感慨还是别的什么的表情。

    吕柟之所以会写“圣道在德不在血”，是因为他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。

    朱熹在《四书章句》里写过：“天理人欲，同行而异情。”

    陆九渊说过：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”

    那些话被写进书本里，被一代又一代的先生们反复讲解，被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反复背诵，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不用思考就能得出的结论。

    所以当殿试的策问题目摆在面前的时候，吕柟不需要问任何人，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，就能在纸上写出那番话。

    那不是因为他聪明，而是因为他读过的书、听过的课、背过的文章，已经把他塑造成了那个样子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他们在“孔家”这个问题上站在了他这边，是因为孔家已经成了一个靶子，但如果在其他问题上，他们依然会用那套体系得出让他不舒服的结论。

    那么，怎么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？

    怎么才能让文官不再拥有那种“集体行动逻辑”？

    怎么才能分裂那些士子，让他们不再信奉同一套理论、不再用同一套话语体系思考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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